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还在蔓延。对于这场危机的原因已经有许多分析，包括前些年美国货币政策上的失误、过于迷信市场、对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缺乏监管、金融机构债务率太高（2007年美国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达140％，而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投资银行的杠杆率达到30倍以上）、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过快却没有监管、“影子银行体系”过于依赖批发融资而没有存款基础、全球化导致的全球资本快速流动及房地产、信贷、大宗商品、股市、对冲基金、私募基金泡沫的同时破灭，而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房价的持续下跌、投资者信心的丧失形成了恶性循环。
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目前全球金融机构因信贷造成的损失已接近一万亿美元，日本MIZUHO证券甚至分析认为这场金融风暴在全球造成的损失将达5.8万亿美元。目前信贷损失已经从银行信贷损失向消费信贷（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消费）损失演变，美国运通公司获发银行控股牌照实际上向市场发出了一个消费信贷出现危机的强烈信号。目前已有350个对冲基金倒闭，市场普遍预期未来还会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的对冲基金会停业倒闭。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外汇市场、新兴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危机还在演变中。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日益显现。目前正在出现自二战以来美国、欧元区、日本首次同步陷入衰退的情况。
全球为这场金融危机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其教训也是深刻的。如果我们能够从中总结出正确的教训，用以指导金融业未来的发展，避免此类危机的重现，那也算是我们在这场危机中收获的一笔财富。
从受这场危机严重冲击以至倒闭的金融机构（包括保险机构）的情况看，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认真、严肃地思考：
1. 如何平衡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的关系；
2. 如何平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
3. 如何控制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
4. 在通缩和通胀之间货币政策如何拿捏分寸。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这一点至今仍无需怀疑，但这场危机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过于迷信市场是十分有害的。市场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金融市场。美国已故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Hayman Minsky一直认为在正常的经济周期中金融市场是脆弱的，投机性的投资泡沫是金融市场内生的。在繁荣时期，当公司现金流量超过支付债务时，就会产生投机的冲动，于是不久债务就会超过偿债能力水平，最后导致金融危机。一旦这种投机性的借贷泡沫破灭，银行、放款人收紧信贷，就会导致经济收缩。在信贷周期或商业周期的某一点，因投资者债务螺旋上升，就会出现现金流问题，此时投资者就无法对其投机性投资进行再融资。在这一时点由于没有交易对手在先前报价的高价格上进行竞价，会导致市场价格的突然崩溃，市场流动性急剧下跌，学术界将这一点成为Minsky时刻（Minsky moment）。所以Minsky历来主张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一直反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盛行于欧美的对金融业放松监管的政策取向。所以平衡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的关系，就是要通过这种平衡来弥补市场的缺陷，抑制过度投机，而不是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关系上，最遭人诟病的是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前些年欧美金融机构盛行的高管人员激励机制鼓励了高管人员为追求高收益而承担过度的风险，所以平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实质是一个公司治理和高管人员激励机制改革的问题。
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及债务的积累，特别是没有存款基础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过度依赖批发融资使这些机构应对流动性风险及市场恐慌的能力极其脆弱。在市场危机时这些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必然比传统银行更快地收缩资产负债表，对金融震荡缺乏弹性。因为在繁荣期，高杠杆机构会鼓励信贷泡沫，但在泡沫破灭时，他们必须更快地去杠杆化。治本之道是降低负债比率和高杠杆率，减少对批发融资的依赖，这也是美联储向投行、甚至运通信用卡公司发放银行牌照的底因。
当然在金融危机中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永远要不断进行检讨的。格林斯潘时代在泡沫破灭时过于担心通缩而用放松货币政策、刺激资产价格膨胀这种以一个泡沫治疗另一个泡沫破灭的方法看来是这场危机的病根之一。因此宏观政策的前瞻性看来十分重要，货币政策不能仅仅用于短期救火，不能用改变货币政策取悦市场或让市场牵着鼻子走。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十分明显的时候，采取激进的货币政策是无奈之举，也是救火之策。目前，美联储为防止通缩已经采取了十分激进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货币政策，不仅大幅降息，其资产负债表也急剧膨胀。这种政策有助于美国短期内防止通缩，但由于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这种“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影响，我们要很好地评估。因此政策维持的时间必须以前瞻性的科学方法、严谨地加以把握，否则全球同步大幅度放松流动性在中长期带来的高通胀压力将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场危机中，全球保险业遭受的损失也很大，欧美大型保险机构不仅遭受了巨大损失，还导致了全球最大的保险企业AIG被美国政府接管。在风险管理方面，保险业与其它金融机构有许多共性，如平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控制负债比率、平衡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的关系、应对货币政策变化的中长期冲击等。但保险业由于其业务特点，决定了其风险管理也有自身的独特性。
一、资产负债管理
当前的金融危机在企业中反映的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一方面是资产的质量和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是负债比率过高及表外负债带来的风险。西方金融机构遭受的损失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有毒资产（主要是与按揭有关的资产及结构性产品），许多大型保险机构的损失也来自于对这类资产的减值拨备。在市场调整时这类资产不仅价格急剧下跌，许多资产更是既无市场报价也无市场流动性。在负债方面高负债比率是金融机构在应对危机中脆弱性的主要原因，但对保险机构而言，主要还是表外负债带来的风险。例如导致AIG被接管的主要问题是公司出售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在性质上是卖方承担债券违约赔偿责任的履约保证保险，但它并不体现为保险负债，出售这样的产品没有资格限制，没有资本要求，不必提取责任准备金，也无需有保险利益的要求，合同经转让后甚至不知道交易对手是谁，交易极不透明。保费计入收入，负债却体现在表外。正是这种表外负债搞垮了AIG帝国。所以对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而言，资产负债表管理至关重要。保险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必须反映企业资产负债的真实情况，然后通过资产负债管理不仅实现资产负债匹配，同时还为股东创造价值。
这要求保险企业首先要强化资产管理，确保资产与负债期限的匹配和收益率的匹配。这要求在合理的资产配置前提下，根据不同的经济周期和市场周期不断调整和优化组合配置，做好不同情景下的压力测试，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考虑到保险资金负债的性质，要确保配置资产的质量，防范有毒资产的形成。其次要优化负债管理，使负债的规模与偿付能力相适应，严格控制表内或然负债，严禁表外负债，在实现资产负债匹配的前提下，确保资产负债表的质量。
二、偿付能力管理
偿付能力管理是资产负债管理的具体化。它一方面要求根据相关法规进行认可资产的计算，另一方面要根据最低偿付能力的计算结果控制负债规模。加强偿付能力管理，有不同的路径。从资产管理入手，可通过提升资产收益率增加认可资产来增强偿付能力。从负债入手，可通过控制负债结构和规模，减少对资本的需求。另外，也可在不改变资产负债状况的情况下，通过股东不断增资，或通过发行股本或次级债方式增强偿付能力。但强化资产管理，优化负债结构是偿付能力管理的根本出路，因为在出现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依赖股权或债权融资不仅面临融资成本急剧上升的风险，更有信贷压缩（Credit crunch）甚至信贷冻结（Credit freezing）带来的无法融资的风险。这是这场金融危机给金融保险业带来的最大教训之一。
三、再保险管理
再保险是保险业控制负债规模和自留风险的传统手段。科学的再保险安排有助于转嫁风险，增强保险企业自身的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但科学、有效的再保险安排有赖于诸多因素。首先，它要求保险企业做到核保标准的国际接轨，承保的相对集中，分保安排的完全集中。由于保险产品（特别是产险产品）在保费收入与保险责任之间的杠杆性质，决定了个别大额保单或个别险种的保单如缺乏分保安排，就足以成为摧毁公司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次，它要求对再保险人的资质有较好的选择。再保险安排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再保险合同安排，更取决于再保险人的资质，如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不足，对分保人的危害也可以是致命的。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全球保险人和再保险人的财务状况明显分化。在这种环境中，对再保险人的资质选择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四、资本金管理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金融机构在资本金管理上应始终把安全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影子金融机构中失败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都是以资本金为基础不断增加负债杠杆并把资本金用于风险性比较高的业务。不少欧美保险机构也出现了这种倾向。最近美国7000亿美元金融救援计划改变资金用途，不再用于收购有毒资产，转而用于购买受联邦政府监管的银行机构的优先股以增强其资本基础，就突显出资本实力对金融机构的重要性。美国的保险机构在这场危机中也遭受了巨大损失，急需补充资本，但由于美国的保险公司是各州监管的，不符合金融救援的条件，所以美国的保险公司如林肯国民（Lincoln National）、Genworth Financial、Hartford Financial Service都在收购小型存贷机构，企图通过购买银行转变身份，以求获得救助方案的资本金援助。
资本金管理是个动态的过程，一方面要确保在既定负债下资本金规模的匹配，并确保资本金投资于流动性好、资信评级高、公允价值波动小的高质量资产，另一方面需要随着负债及资产价值的变化，对资本金进行动态管理，在出现资本不足时，通过股权或债权融资及时增加资本，并不断优化资本结构。
在我国目前的保险企业中，由于严格的监管规定，资本金所能投资的资产风险相对是较低的，这为资本金安全提供了有效保障。但我国保险企业在资本金的动态管理上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由于目前保险行业平均的资本回报不稳定，分红水平较低却有许多不确定性，资本的内源性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在外源性融资中，多数公司偏向于成本较高的股权融资，或者严重依赖外源性融资满足最低资本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保险业资本金管理的不成熟。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要增强保险企业的综合实力、增强偿付能力，必须不断强化资本金管理，这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
五、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的管理
由于保险企业的资产配置决定了90％以上的风险与收益，市场风险的防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合理的资产配置。凡是出现偿付能力危机的机构，多数都是因为资产配置不够合理。因此要防范市场风险，必须提高资产配置能力。
随着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信用风险已经成为继市场风险后的另一个突出矛盾。信用风险上升也可能成为这场危机进一步升级的另一个导火线。
以美国为例，根据惠誉评级机构的报告，9月份美国全国的企业违约率只有3.2％，但10月份穆迪预测的违约数字已达7.9％，最近又把违约率预测调高到11.4％。有的机构把一年的预测违约率提高到16％-17％，是大萧条以来最高的。穆迪Baa3、标普BBB-以下评级的的高息债券在10月底的收益率已达23.28％，与十年期国债利差达19.49％。甚至连针对信用评级为AAA的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夏基金信用违约互换费率近两个月也上升了2倍，达到了4.15％。保险企业的资产组合中多数是固息产品，信用违约风险的上升，对保险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打击是致命的。这突显了信用风险管理的极端重要性。
我国的保险企业对纯信用产品的投资目前仍受到严格限制，但在经济下行过程中有关产品涉及的信用风险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如担保企业债担保方的资信变化，中小银行及部分外资银行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等等。保险企业出于资产负债匹配的需要，不论在什么经济周期、市场周期下，资产组合中固定收益类产品总是占配置的绝大多数，而这类产品在不同的市场和经济周期阶段面对的信用风险状况是截然不同的。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还在深化的阶段，提高信用风险的分析、识别及防范能力对保险企业资产负债表安全来讲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保险企业是管理风险的行业，保险企业就负债业务而言是风险承担者，保险企业的这个性质决定了保险企业的资产业务不能承担过高的风险，资产负债表不能出现过高的杠杆率。加强保险企业的风险管理，应贯穿到企业发展的全过程并始终把它作为生命线。我们应永远记住“无限责任在险峰”，而不仅仅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